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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算法性别歧视及其多元化治理
阎静;朱晓颖;大数据、人工智能在数字时代的广泛应用需要建立在算法技术基础之上。算法开发所具有的趋向简化特征忽视了女性存在的多元向度，其预设的人性偏见、技术偏见与算法权力扩张使其难以避免性别歧视，传统媒介将对女性的“男性凝视”发展为算法传播的“编码凝视”。算法性别歧视的实质是现实世界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观念在虚拟世界中的延伸。算法性别歧视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固化和扩大性别歧视，扩大性别数字鸿沟等。确立性别平等的算法伦理、增加算法的性别敏感指数、增加数据和算法的性别包容度、行业自律与相关法律四者联动并进行系统治理是消除算法性别歧视的关键。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概念、类型与制度成长
施新州;党内法规研究是一门新兴的学问,结合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过程,对"什么是党内法规"这一"元问题"进行回答是党内法规研究的起点。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一个系统性概念,从党章开始,它衍生出了党纪、党规、党内法规、党内法规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体系等诸多概念。在党内法治和国家法治构建过程中,"党组织的结构""党组织的功能"和"党内法规制度"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模式,清晰描述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成长逻辑。因而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科学化建构中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内涵,并在国家法治相关制度成长中不断完善。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春杨;汪思薇;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基于“互联网+”的生活垃圾清运智能管理新模式
轩亮;洪文雄;甘天祥;张延河;沈永康;为了满足智慧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与有效清运需求,基于生活垃圾"四分类"标准和垃圾分类现状,根据国家现行垃圾分类政策,简要分析垃圾处置及管理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互联网+"特性,讨论生活垃圾分类清运管理难点,提出生活垃圾智能清运方案,构造有效合理的环卫垃圾分类交叉集中处理清运管理新模式。通过清运大数据管理,在提高清运效率的同时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清运链条的全周期分类智能化管理。
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
王春业;通过两年的试点,《行政诉讼法》正式明确将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写入法律之中,并将诉前程序作为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前置程序、必经程序。但仍需要对诉前程序的选择运用、检察建议的内容、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程度以及少数特殊案件的诉前程序进行明确,以指导司法实践。
环境规制、政府支持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2009—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李丹青;钟成林;胡俊文;运用DEA方法,测度2009—2017年30个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从政府行为视角出发,重点研究环境规制和政府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论表明:(1)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低于传统技术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低下是导致综合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2)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政府科技支持不仅本身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它还会在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4)政府环保支持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正向调节作用也不显著。基于此,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环境规制作用;继续加大政府的科技支持力度;扩大环保支出规模,完善环保支出结构。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张会恒;马凯翔;以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提炼了影响机制发展的六项结构因素，包括政府信息透明度、司法体系支持度、社会监督的有效性、ENGO的发展状况、新闻媒体自由度、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芬兰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发展的代表性模式；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机制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司法体系、环境信息的透明和新闻报道的自由是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一般有特色的发展路径。
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安博文;侯震梅;白喆;基于宏观经济理论构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多元分析框架,并借助空间计量模型从城市化水平、政府财政干预、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地理位置特征等维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实证结果显示:新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呈现高高—低低聚集的空间特征,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略高于北疆地区,而北疆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带动效应要优于南疆地区;提高城市化水平有利于促进本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却会抑制邻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强政府财政干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略论司法公信力之构建
孙应征;刘国媛;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即司法公信力,是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则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基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既需要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既要科学完善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也要有良好的司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