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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法治保障研究
陈小燕;冉旺;由政府直控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弊端显现,治理农村生活垃圾应实行重心下移、保障下倾,鼓励公众参与。从我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专项立法来看,公众参与无法可依。随着户籍制度放开,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下,未来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应是城乡统一立法,制定"城乡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条例",明确规定公众参与的机制与方法,为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提供法治保障。同时,以政府放开环境治理资源垄断为前提,嵌入配套措施,发挥企业、社会组织中介作用,树立村委会、农民主体地位,来回应农民对于"美化家园、清洁乡村"的现实需求。
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研究
徐晓军;程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置、权力协调与资源分配是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个基本向度。制度设置的现代化不仅要求国家层面加强法制建设,还需要基层社区不断健全"村规民约",形成用制度管人、管事的良好格局;权力协调模式的现代化要求政府适度归还社区治理的权力,实现对非政府治理主体的赋权,改变社区治理中政府权力一家独大的现状;资源分配体系的现代化则要求社区在实现治理资源共享的同时,提高对治理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治理成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区居民。社区治理的"百步亭经验"成功地践行了这三个基本向度。
符码与元语言:媒介文本意义生成的符号学阐释
冯月季;运用符号学理论考察传播问题是当前传播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现象,符号学本质是意义之学,将符号学理论运用到传播研究中,主要揭示媒介文本意义是如何生成的。符码与元语言作为符号学当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属于符号文本意义的构成规则范畴,决定符号文本意义的规则称之为"符码",而符码的集合称之为"元语言"。在传播研究中,"符码"与"元言语"既是生成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规则,也是人们解释媒介文本意义的符号资源。将"符码"与"元言语"引入到传播研究中,可以实现传播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转向。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困境与多元共治发展路径——基于武汉七个城市社区的调查
袁妙彧;湖北经济学院居家养老课题组对武汉市7个城市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居家养老服务存在专业养老设施闲置,社区养老服务人力与资金不足,心理咨询类、护理康复类服务缺失,社区日托中的法律问题亟待解决等问题。由于政府行为的"普遍性"与"局限性"难以对多元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做出及时回应,因此设想构建一种多元共治的新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政府财政出资,社会组织承担,社区整合养老资源,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对接服务。
我国文化体制的缘起、演进和改革对策
傅才武,宋丹娜传统文化体制是一种管办不分的事业型体制。政府部门兼有"公共文化管理"和"政府出资人代理人"的双重职能,由此导致了改革激励机制扭曲,一些理论上被证明是有效的改革措施在操作过程中"变味"。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还必须从理论创新入手,从文化体制设计的源头上解开改革过程中的一些"死扣"难题。
“红色物业”融入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以百步亭社区为例
陈琦;秦泽慧;王中岭;在社区治理的多元主体中,物业企业兼具提供专业性市场服务和准公共服务的属性,是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一极。促进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是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红色物业"的提出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对社区治理市场主体的政治引领作用,重新定位了物业企业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重塑了物业企业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培育了物业企业融入社区治理的合作共治机制,对于促进社区"善治"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基于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的个案研究
陈文;社区居民参与的性别平衡有利于社区的和谐和发展。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参与中,女性比例大大高于男性,存在明显的性别失衡。通过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全国文明社区)的个案发现,男女两性居民拥有的社区性别资源差异与参与的积极性有着很大的关联性。相对而言,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拥有更多的社区参与资源,这也导致女性的参与意识与行动显得比男性积极,从而造成社区参与中的性别失衡现象。社区性别资源差异的形成,既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有居民自治组织(居委会)一定的责任,但关键还是在于社区最高领导层决策的无性别视角。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我国宏观领域渐成趋势,但在社区更多的是一种性别盲区。为了改变城市社区参与性别失衡的现状,社区管理者要树立性别意识,加大宣传力度,建构有利于男性参与的社区氛围,针对居民性别特点设计活动,提高男性居民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略论司法公信力之构建
孙应征;刘国媛;建立以司法公正为核心的司法信用体系即司法公信力,是建立法治社会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则是构建法治国家的基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一项长期的社会工程,既需要司法机关和司法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也需要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既要科学完善的体制和工作机制,也要有良好的司法环境。
农村电商物流“最后一公里”存在的问题及模式创新研究
马自欣;梁雪爽;随着农村网民规模增长、网络基础环境改善、农村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农村电商市场展现出巨大潜力,农村市场正处在增长爆发期,正在成为网络消费的"新蓝海"。对于电商企业来说,物流的覆盖是市场拓展的基本保证,更是决胜农村市场的关键。面对我国农村电商物流体系中农村级站点缺乏的现状,解决这"最后一公里"问题是当务之急。农村合作站点这种新型物流模式或许可以提供新的思路,从而构建"场站共享、服务同网、信息互通"的农村电商物流发展新格局。
我国“共享单车”监管的城市立规反思——基于十多个城市样板对比
谭波;伴随着"共享单车"进入城市的是其监管的需要,目前城市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来实现对"共享单车"的准入监管和后续监管,立规主体的定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准入监管的归口,但未必能解决把好入口关的难题。后续监管的分工也随着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得以确立,但这种分工的合法性需要在未来的法律清理中得以明确。结合城市管理的需要,我国"共享单车"监管的立规应该不仅仅限于规范性文件,也可考虑行政法律规范的立规形式,而现有各地规范性文件赋权的不一致也并不需要整齐划一的模式操作,更应在合法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地方管理的实际需要与管理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