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的政治理论以“中”为核心范畴，构建了贯通宇宙本体与政治实践的思想体系。其形而上学依据在于“中”与“理”“性”“道”的内在贯通：“理”为政治理想的本体基础，“性”为君臣修养的形上根源，“道”为实践原则的天道依据。“中和”为君臣修养的根基，强调君臣通过诚敬涵养与格物致知的两端并进工夫，达至“内圣”境界；“中正”为治国理政的实践原则，主张阴阳并济、礼乐相辅、德刑兼用，在经权关系中追求“随时而中”的治理智慧；“大中”是治道的终极理想，体现为家齐、国治、天下平的儒家“王道”秩序愿景。程颐对“中道”的政治哲学建构，不仅恢复了儒家治道体系的传统，推动了其哲理化进程，亦对当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泰勒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具有共同的逻辑起点，但在问题诊断及其治疗上呈现异质进路。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基础上，二者分别提出以“自我认同”和“社会整合”为核心的现代性思想。泰勒将现代性问题归因于本真性理想的异化，强调以对话性反思和价值澄清摆脱个体认同困境；哈贝马斯则以“系统—生活世界”框架揭示了工具理性对交往领域的侵蚀，主张以交往理性确立规范正当性、实现社会整合。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对人和社会的全面支配。泰勒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突破了传统现代性批判的单向度局限，对破解个体异化和社会分裂等问题具有积极价值，但在制度结构层面的批判与变革仍存在限度。
聚焦于AIGC虚假审美认同这一新兴文化现象来探讨人工智能时代古典文学接受机制的变革。研究指出，当前AI生成内容虽能精准模仿古典文学的形式特征，但缺乏生命体验。通过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视角分析发现，受众在算法推送下易产生认知错位，将AI技术拟合的古典风格标签误认为真实审美共鸣。文章特别辨析了“虚假审美认同”与既有“AI美学”“计算批评”研究的区分度，强调本研究对象侧重于算法推荐情境下的古典文学审美接受心理机制。与此同时，本文亦辩证指出，AI技术降低了以央视《千秋诗颂》系列视频为代表的AIGC的创作门槛，使古典文学审美的创新表达得以实现。AIGC虚假审美认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看待人机协同的认知框架。文章提出人机协同的认知深化将从AIGC虚假认同转为新认知方式。应对AIGC虚假审美认同需建立三层次认知框架：一是理解AI生成本质为数据统计拟合；二是培养对古典文学形式与精神辨析力；三是主动适应人机共生格局。论文主张当前以“部分智能强化工具”角色定位AI，使古典文学在AI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履职的“总开关”，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全局与兴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诉求，是跨越发展陷阱与应对大国竞争的底线保障，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与重塑基层政治生态的源头活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坚决抵制形式主义的沉疴迷雾、本位主义的利益羁绊和短期主义的急功近利。践行和落实正确的政绩观要破“形式主义”之虚，立“求真务实”之风；破“本位主义”之狭，立“系统观念”之核；破“短期主义”之短，立“久久为功”之志。本研究旨在为广大党员干部纠治政绩观偏差，涵养实干担当的政治品格提供学理支撑与实践思路。
“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的定性在理论与实务中都存在分歧。引发纷争的根源有二：一是“捏造的事实”是否完全排斥“部分篡改”事实，学界与实务界存在不同认知；二是虚假诉讼罪所保护的法益究竟是司法秩序，还是他人合法权益，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理论上众说纷纭。事实上，无论从文义解释还是从实质正义出发，“捏造”既涵盖编造全部虚假事实的情形，也包含编造部分虚假事实的情况。尽管增设虚假诉讼罪的初衷在于维护诉讼秩序，但秉持客观解释论的立场，我们应当支持个人价值和超个人价值的二元选择法益说。在肯定“部分篡改型”虚假诉讼可以入罪的前提下，我们应当对这类虚假诉讼的入罪条件予以严格限制，避免过度入罪。
传统家训作为绵延千年的中华文明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文化，涵盖修身、齐家、经商、为官等多重面向。传统家训通过德性培育、规范约束与价值引导，构建起一套“教育预防、惩戒监督、融入日常”的廉洁文化实践机制。在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下，从价值、载体与机制三个维度探究传统家训廉洁文化创造性转化路径，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注入优秀传统文化养分，涵养风清气正的家庭生态、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以“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阐明了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已经独立的自然的现实性的消灭”明晰了主体实践的转向以及用“原子本身就是这样的个别性”阐发了主体意识的显现，勾勒出主体的整体轮廓与理论脉络。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智能机器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属人性，这不仅模糊了人与机器的原始界限，同时也使“何为主体”这一经典哲学议题再度成为学术关注的理论热点。智能时代传统的主体概念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重读马克思《博士论文》并梳理出其中的主体思想能为智能时代人类主体性反思提供哲学智慧。马克思对决定论的摒弃，对偶然性的揭示启发我们要透过算法的决定论重拾人作为主体的自由、能动性与自我意识。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明确提出要“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反腐专题片作为这一要求的生动实践，既契合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导向，又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传播模式。反腐专题片以“权威主导多元协同”的传播主体、以“以人民为中心”为核心逻辑，在建构政治认同、促进反腐信息公开、回应民生关切等方面成效显著。以党的二十大以来四部典型反腐专题片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传播结构、实践成效和现实挑战，提出应对挑战的优化路径，为提升新时代政治传播效能、凝聚社会共识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监察再派出是一项创新性制度，其并非简单的机构调整，而是以法治化思维与路径重构权力监督链条，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向纵深推进的战略部署。该制度的生成与运行兼具理论正当性与实践必要性，理论合法性植根于人民主权理论，实践层面则有效回应了多层级关系中的监督难题。从运行逻辑看，其核心在于授权机制，当前对再派出机构的授权总体呈现法定授权、有限赋权、动态调整的特点。制度落地并非止于“形式绩效”，更要实现向“实质绩效”的深度转化，推动治理效能的真正释放成为关键任务。为此，可从赋权赋能与约束激励双维度破题，一方面通过明确授权、完善协同机制，夯实履职基础；另一方面构建权责对等、激励相容的运行体系，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加快形成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是新时代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历史维度上，回溯“中华民族”范畴自近代以来及其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语境中的语义展开方式，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在学术理论与政治表达之间的互动关系。在理论内涵上，从政治规范性使用、文化叙事化承载与学理概念化加工三个层面，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何以确立起正当表达地位、组织对民族关系的整体理解并获得可传递的知识形态。在实践策略上，主张以时代命题牵引政策式话语、以精神纽带涵养生活化话语、以学理阐释夯实学术性话语三层话语机制协同发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更稳定的表达基准、社会基础与学理支撑。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民族理论实现知识自觉与理论自立的关键环节，为确立中国自主解释民族问题、整合多元社会与推进国家认同的话语主导权提供了有效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