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事业观上的集中体现，关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党治国理政的宏伟实践，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命题，形成了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生成逻辑上，这一论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理论基因，凝练于中国共产党百年政绩实践的历史经验，生成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要，构成理论、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完整逻辑链条；在科学内涵上，这一论述以“人民至上”明确价值立场回答“政绩为谁而树”，以“高质量发展”锚定核心要义回答“树什么样的政绩”，以“实干担当”指明实践路径回答“靠什么树政绩”，形成价值立场、核心要义、实践路径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在时代价值上，这一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绩观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筑牢了新时代干部干事创业的思想与行动根基，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了政绩建设的中国方案。
《生态环境法典》第1037条、1039条及1226条对碳交易制度作出整体性规定，并对全国碳市场的运行机制、监管归属与违法责任予以规划安排，提出规范整合、监测强化与监管转型的方向指引。如何在法典颁行后继续完善碳交易下位立法，构建既能承接法典条文意旨，又能衔接既有法律规范的碳交易制度体系，成为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议题。当前碳交易立法在分配阶段未能厘清“碳排放权”与“碳配额”的概念及法律属性，核查阶段面临正向激励缺失、多元共治不足的难题，交易与清缴阶段存在制度供给方面的困境。应当以法典为统领，确立碳排放配额的客体地位，厘清其公私兼备的法律属性，构建激励兼容与多元共治并重的核查监管体系，补强碳金融与清缴结转等关键制度，推动法典化时代碳交易制度的有机衔接。
实践中相邻污染侵害案件中的容忍义务认定存在差异，裁判结果迥异。民法典虽然规定相邻污染侵害，但对容忍义务仍未作出明确具体规定，法官裁判时仍面临缺乏直接适用容忍义务的明确法律依据、缺少认定容忍义务合理限度的判断标准等困境。究其原因，是理论界对容忍义务的研究薄弱、法律规定存在缺陷和冲突、判断容忍义务限度的标准单一等。域外法律中有比较成熟、完善的容忍义务及标准限度的规定，值得我国学习借鉴。我国应明确规定相邻污染侵害纠纷中的容忍义务，统一同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加大司法解释的力度，明确规定容忍义务的具体标准，把利益衡量的方法作为判断容忍限度的标准，增强裁判的可操作性。
抗战时期的音乐发展呈现出“救亡——卫国——复兴”三阶段的演进脉络，音乐创作与传播同时代精神、民族觉醒有着深层关联。“九一八”事变后的“救亡”阶段，歌曲创作以《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为代表，作品聚焦东北故土，思念失去的家园。华北事变后，日本灭亡中国的企图日益明显，音乐主题从地方苦难转向全国动员。“七七”事变后，在“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共识下，卫国战斗歌曲激扬。1937—1938年的武汉抗战歌咏运动高歌猛进，不仅“保家卫国”“全民抗争”的主题鲜明，同时在1938年以后随着抗战文化繁荣与民族复兴主题的萌生，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抗战音乐，主题进一步超越救亡图存，展现出对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与信心。抗战音乐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高峰，其非凡的艺术成就是全民抗战磅礴力量的呈现，是中华民族在危亡时刻实现自救的重要精神支撑。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海上活动日益频繁，海上安全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海上搜救作为海上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为海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从协同治理理论、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现实需求出发，军事力量是海上搜救的重要参与力量，其与属地搜救中心的专业救助力量的配合协作是提高海上搜救综合能力的必然要求。尽管目前我国海上搜救军地协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在规范依据、协作机制和保障力度上还存在一定的欠缺。为此需要不断健全海上搜救军地协作的规范体系，建立以协议为中心的长效协作机制，通过实体协作组织和技术赋能的方式加大军地协作的保障力度，从而形成军地一体合力，推动海上应急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度结构与功能定位之间的适配性问题日益凸显。在梳理我国国家审计体制演进历程、系统评估现行体制运行状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视角基础、以国家审计反馈理论作为审计理论基础、以国家治理理论作为国家治理结构基础，研究国家审计体制改革的可能模式。国家审计体制改革呈现出由领导体制调整向组织体系重构不断深化的演进逻辑，其关键是在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通过重构国家审计组织体系，实现审计监督权相对于行政权的独立运行。具体而言，应将党委审计委员会由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转变为专司经济监督的党的职能工作机关，并据此构建与国家监察委员会类似的国家审计委员会，使审计机关在组织隶属上脱离政府序列，同时将经济责任审计纳入国家审计职能体系，并通过完善宪法和相关法律制度形成制度保障。
职业教育的城市性是指职业教育机构在空间嵌入与功能适配两个维度上与城市发展形成的结构性关联。民国时期，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职业教育的城市性特征日益显现。私立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的发展即呈现出明显的城市性，其创设缘由、组织架构设计、课程设置、招生就业都与所在的城市——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体现了职业教育与城市空间、城市经济之间的深度互动。较弱的工业化水平、偏低的城市化率、职业教育的后发追赶性以及动荡不安的政局，这些因素是民国时期中国职业教育城市性发育不充分的主要障碍。民国时期职业教育所呈现的城市性特征，虽可被视为处于初步的起始与萌芽阶段，但其发展历程为理解职业教育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
体育课程思政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而学生的思想政治获得感是育人成效的核心表征。高校体育课程将获得感作为衡量思政效果的重要依据，不仅能够推动体育课程思政的范式转型，更能发挥生命觉醒、体德融通、虚功实做的课程价值。将具身认知理论引入体育课程思政研究发现，思政获得感的生成遵循“需求—实践—体验”的递进逻辑，是以具身需求为内源性动力，以具身实践为物质性载体，以具身体验为主体性转换。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了主体构建的教学理念转型、供需互促的课程思政改革、虚实共生的思想行动融合的提升路径，旨在重塑体育课程思政价值，全面提升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获得感，最终实现体育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目标。
数据投毒作为针对人工智能模型的新型恶意攻击方式，已从分散的技术行为演化为具备完整商业闭环的产业链形态。2026年“3·15”晚会曝光的生成式引擎优化（GEO）产业链，揭示了数据投毒从技术实验走向产业化运作的现实难度，亦为数据法益保护体系的制度漏洞提供了典型样本。这一产业链在刑法、民法与行政法三个层面均对现行法律体系构成系统性挑战：刑法层面，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财产犯罪及非法经营罪在涵摄数据投毒行为时，因保护客体错位、行为对象界定偏差以及构成要件不匹配而存在结构性障碍；民法层面，多主体产业链结构造成侵权主体认定困难，机器学习“黑箱”属性加剧因果关系证明复杂性，弥散性损害后果使损害量化缺乏标准；行政法层面，现行规范对数据“真实性”侵害的专门规制尚付阙如，平台责任边界模糊，跨部门协调机制亦有待健全。
时间解放政治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隐秘维度，贯穿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过程，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方法论，对资本主义时间统治进行批判性剖析、对人类解放路径进行系统性探索的核心理论成果。从青年时期对时间的哲学追问，到成熟时期对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再到晚年对共产主义时间解放图景的前瞻性展望，马克思构建了一套时间解放政治学理论学说。其核心内容围绕时间的双重向度、资本主义时间异化的本质、时间解放的实现路径及终极目标展开，揭示了时间解放与人类解放、社会进步的内在统一性。在资本加速逻辑主导、时间异化呈现新形态的数字社会，重释马克思时间解放政治学的演进轨迹、核心内容，挖掘其当代价值，不仅能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域，更能为突破当代人的时间困境、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社会全面进步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引。